“义”的文化内涵——谈长篇小说《董海川》的历史叙事

李铮的《董海川》皇皇近百万字，记叙了“大义金刚侠”董海川在波澜起伏的历史浪涛中传奇的一生。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叙事，穿梭在正史的间隙，捡拾起民间历史的碎片，用评书式的笔法串联、补缀，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然而，不同的价值观念何以被整合进一套话语体系，又是如何弥合罅隙而呈现为张力，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当然，历史叙事仅仅是背景，小说着墨最多，全力彰显的是大义金刚董海川。董海川之“大义”蕴含着对亲友、百姓、民族、国家的价值判断，具有古燕赵文化与近代农耕文化、畿辅文化的复合性。董海川的“义”是整个文本的中心，其中的文化内涵是整部小说历史叙事的基准。

一

董海川的“大义”首先突显为侠义。“侠义”，有着丰富的内涵，顾颉刚将侠义精神的形成推至战国时期，概括为士之好武、慷慨赴死的精神；曾国藩则直接把侠义与燕赵游侠联系起来，指出“急人之难”、“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的特征。董海川出生、成长的河北文安属于燕赵地区。他所表现的“侠义”具有一般认识中好武力，舍已为人，轻生死的特征，同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首先，扶危济困，嫉恶如仇是董海川从出道之始就表现出的品格。初出江湖，实属被迫，三个孩子在官兵的追杀下流落异乡，衣食不保。即使这样，当遇到周大嫂诉说冤情时，仍然仗义相助。兄弟各尽所能，弟弟董海鲲代写状纸但无济于事，董海川干脆直接闯入冯府，代为报仇。尽管这次除暴安良的结果令人唏嘘，却成为了董海川行走江湖，彰显“大义”的一个开始。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董海川的侠义不是杀富济贫，这是他一生反对，并嘱咐徒弟们警戒的。富人不一定是坏人，贫者也不一定就是好人。那么，董海川的拔剑相助，依据是什么？一是危、困，无疑是救助处于困境的人。二是被害，按照正义的原则被害的人理当救助。那么，受害方已然死难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呢？那就是“报仇”。

“有仇必报”是董海川侠义精神的第二大内涵。在闯冯府为周翠莲报仇之后，勇战狼群为疯女人报仇、抗劫匪保卫镖车、杀申屠霸为******报仇、为廖庄主复仇、为兄弟复仇、为僧格林沁报仇等等构建了董海川的侠义品格。有仇必报，除了为被害者报仇，就是为亲人、朋友、有知遇之恩的人报仇，杀害自己兄弟的人董海川自然不会放过；杀害仁义相厚的廖庄主的人，董海川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绝不饶恕；有人以卑劣的杀害多年的对手僧格林沁——也是英雄相惜者，董海川冒着名誉的危险也要杀掉他。究其根本，董海川的报仇所以称作是侠义，是因为其根本的出发点不是法律或其它规约，而是他自己内心的道德律条，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成分，又有着荆轲式的感于知遇之恩、尊赏之情而图报的成分，是慷慨悲歌，“士为知己者死”的复仇。

董海川的侠义精神还表现为重义轻利，包括地位与财富。少年董海川一心向学，向往更精深的武学。无论是廖庄主诚意挽留，还是弟弟真诚相邀，董海川都拒绝了。几次面对重金的诱惑，他更是不为所动。即便是地位，董海川也并不注重。叙事强调董海川半生的志向，那是坚定的民族信念。每当出现安逸的生活与重金诱惑时，他都因秉持民族理想而拒绝。但是，他也并不觊觎教主地位——即便是身带玉玺。甚至，作为一个侠客，对于武林排名也只是少年气盛之时曾沾沾自喜，成熟之后并不甚在意。在董海川的人生履历中，财富地位永远让位于义，朋友之义、兄弟之情、民族大义他格外注重。

董海川彰显着侠义内涵的精深与丰厚，重然诺轻生死，与朋友交不可不信也是其中应有之义。他重守信诺，尤其是恪守武林规矩，即便是生死关头也绝不聚众欺孤。更确切地讲，《董海川》整体上彰显着一种武林精神，是否以多对一，是否使用暗器既是衡量武德的标尺，也是判断人品的基准。饶有趣味的是，本来与董海川是同道的人，例如申屠霸，暗器伤人，终被揭露出是吃人恶魔，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本来与董海川是仇敌的人，比如僧格林沁、肃王，甚至追杀半生的杨氏二侠，行事磊落，终于化解，甚至相交莫逆。这其中隐含着一个深层的观念，即侠义精神是一条至高的衡量人的标准。这个标准隐含在叙事中，与董海川的精神融合一体，究其根本来自隐含叙事者的意识深处。

探源《董海川》的侠义精神还应追溯到燕赵文化。实际上，古燕赵文化形成与侠义文化的形成都是在战国时代，侠义文化既是当时的时代文化，又是燕赵文化的重要内涵。当时，在燕赵的地形地貌与气候条件基础上，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更突出的则是畜牧业、手工业发达。地方性格兼有农耕文化的朴厚与城市文化的放荡冶游。司马迁作《刺客列传》，四位侠士中，有豫让、荆轲两位长养于燕赵之地。其人、其友、其情、其境洋溢着任侠的精神。燕赵大地在汉、唐、宋、明战乱频仍，汉族与游牧民族不断融合，强化了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与农耕文化的朴厚、商业文化下的放荡冶游相碰撞，生发出“任侠”的气质。究其本质，古燕赵文化之侠义包含着勇武、信义、豪爽与、轻生死四重含义。

董海川的侠义显然具有燕赵区域文化的特征，同时又不免文安县村落的特点。文安地域平坦开阔，承接着大清河、子牙河、古洋河、潴龙河决口洪水，也往往作为周边城市的泄洪地，这块封闭洼地即被称为文安洼。关于邯郸游侠的风采，诗云“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乃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董海川的侠义带有水乡的灵秀，自不同于邯郸游侠，反而与文安的寓意“崇尚文礼，治国安邦”有关，格外具有道德风尚。

可以初步判定，《董海川》的历史叙事是植根于地方文化的。燕赵侠客董海川的侠肝义胆很大程度上来自叙事者的剪裁与文学想象，那么以侠义精神叙史、写人的隐含叙事者未尝不带有燕赵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又或许，在源远流长的燕赵文化中彰显风骨，寻求力量是叙事的一种努力与追求。如果说侠义是董海川“大义”的首要内涵，并透露了隐含叙事者叙史的文化潜意识与主观努力的话，那么“大义”的其它内涵或许蕴含着更复杂的文化意识。

二

燕赵文化慷慨悲歌、勇武任侠，内蕴着一重深刻的涵义，即尚情重义。尚情重义既可以看作是侠义的重要内涵，又往往突出侠义的范畴。燕赵古来多“重然诺，轻生死”之士，为感知遇之恩、兄弟情义、信任托付而慷慨赴死。尚情重义俨然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精神体系。对于《董海川》来讲，情义也可以说是根源于侠义，又突破了侠义的重要精神指向。

董海川不是一个粗俗的武夫，而是一个情感世界相当深沉、细腻的血性男儿。他对情义的理解与处理有着独特的、坚定的准则。当不同性质的情义发生冲撞的时候，会产生次序确定的排序，那就是个人为他人让路，私人为国族牺牲。然而，这样的次序并不妨碍个人情感的展现，甚至叙事者的讲述更加绘声绘色。究其根本，这样的叙事仍然隐含着历史观，或者说叙事动机的秘密。

爱情故事为英雄增添了传奇的光环。仍然是美女爱英雄的故事，小说中两位传奇女性都对董海川怀有深厚的情感。董海川作为尚情重义的大侠自然也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却并非“爱江山更爱美人”。董海川为所爱的女性可以躲在洞口御风雪，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爱情在他的一生中之所以成为遗憾就在于，作为一己情感的男女之爱往往要让位于其它。董海川深爱着化名董海鹓的英子，但是对于这位曾经是自己弟媳的女性，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个人情感必须让位于传统道德，丝毫没有逾越的可能。至于齐雪莲，与其说是阴差阳错未能结缘，不如说是情爱一次让位于师徒情义，一次让位于个人清白，终于永远因个人身体的残缺而失去。强大的道德准则在董海川的世界规约着自我，也最大强度地伤害了属于个人性的爱情。然而，这并不影响叙事极力渲染爱情的传奇意味。在英雄美人的故事构设中，显然存在着对隐含读者期待的回应。或者说，民间或许也是小说叙史的驱动力之一。这个推测需要得到进一步印证。

对具有知遇之恩的人怀有深厚的情义。廖庄主是其一。因为廖庄主的赏识，董海川敢以弟弟、妹妹，甚至玉玺相托。当他知道廖庄主家事隐含的危险后，与弟弟的做法绝然不同，当即写信告知。这种与朋友交的方式不惜冒犯私人生活的领域，甚为真诚、坦荡。廖庄主果然被害，董海川不顾自己仍是逃犯的身份，也不顾及同门师兄弟的关系，仗剑复仇。至此，董海川并不知道廖庄主的被害还与自己托付的玉玺有关，一旦知道，更加悲愤，誓死为报。与此不同的是与僧格林沁。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表面上互为仇敌，深层次情感中英雄相惜，甚至还有着一致的精神操守。二人在格斗中，误砸桓侯祠，董海川倒头便拜，自然是趋大义而不顾个人安危。这本是杀掉董海川的绝好时机，然而僧格林沁“迟迟不动”，当有校尉提刀上前，僧格林沁“飞起一脚，把那校尉踹回原位，骂道‘杀他？你哪有这资格’”，同时“也跪倒在庙前，连连叩首”。“而这时，董海川已经起身，见僧格林沁跪拜桓侯，只得提了双钺在一旁静候”，只待僧格林沁拜完，才继续开战。当场的人震惊，“真正的武林人把名、义、礼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一次又一次较量中，董海川与僧格林沁建立了奇妙的情义，直待比武，直待为僧格林沁报仇，董海川珍视情义，并在僧格林沁同样的珍视中印证了价值。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情义与董海川多年恪守的民族大义是冲撞的，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惺惺相惜之情，又毅然决然以民族大义为先，这正是叙事肯定的董海川的尚情重义。

董海川与朋友交的真率带有燕赵之风，但绝不是简单的古燕赵文化意义上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那是一种既非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又非精英知识分子的，带有传奇色彩的道德风范，应该是属于民间世界的。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另一耐人寻味的情义矛盾——董海川与师父达扬以及白莲教之间的纠结就不难理解了。青年董海川一心向学，在蔡文典的指引下，拜轻功高手达扬为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董海川感念达扬的师恩实属正常。然而，没有想到，达扬竟是杀害白莲教川楚起义总指挥的凶手——罗思举。这样，师徒情义与董海川半生的民族信仰产生了矛盾。当百花洞主齐雪莲招亲之际，爱慕之情与家国情怀共同促使董海川杀掉师父罗思举。这时候，董海川加入到捉拿罗思举的阵营中。然而，师徒情义还在。他把烤好的肉切给被绑缚的罗思举，自己未吃师父先吃。继而，置身众人责骂和，哪怕得不到挚爱的百花洞主，也决定私放了罗思举。最后，在罗思举死后，董海川将他的尸骨埋葬。

正是在复杂、冲突的情感矛盾中董海川获得了人格的完满。他既是一位有立场、有原则的英雄，又接近底层群体，是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近的人。陈思和的“民间”概念恰恰阐释了这样一种意识领域：“在任何国家形态的环境里都存在着以国家权力为中心来分近疏的文化层次，与权力中心相对的一端为民间，如果以金字塔形来描绘这两者关系，则底层的一面就是民间，它与塔尖之间不仅包容了多层次的文化形态，而且塔底部分也涵盖了塔尖部分，故而民间也包容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多层次的民间包含主流意识形态而形成了自我丰富与圆融，董海川的形象正是处于这样的立场。借助评书的笔法、传奇性的叙事，大众化与民间立场形成了完美的对接。

三

《董海川》在侠义与情义之间完美演绎了侠骨柔情，显示出阐扬地方文化的努力，又蕴含着丰富的民间精神。此二者存在着一个有趣的交集，可以称为忠义。叙事几次表露关羽崇拜，将董海川放走师父比作关羽华容道放走曹操，将董海川坚守底线不冒犯弟媳比作关羽千里走单骑护送皇嫂。关羽是解码董海川所以为“大义”金刚侠的关键。

历史上的关羽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员武将，宋代起开始被神化，而真正成为无所不能的神是在元明清三代。明代被封为“关帝”，到清末，封号已达26个字，褒扬赞美无以复加。关圣帝君司命禄，佑科举，消病除灾，驱邪避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招财进宝，庇护商贾，几乎无所不能。颇有意味的是，关羽被神化的中心内涵是“忠义神勇”，正是古燕赵精神在庙堂性的“忠”这一中心精神下的生发。

从明代到清代，今河北大部和天津地区属于直隶。清代，作为全国唯一直隶省，首府设在保定, “中兴名臣” 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袁世凯都曾出任过总督。晚清，总督再兼北洋大臣，夏驻天津, 冬驻保定，保定成为京城的经济要地和政治咽喉。因而，政治性，是古燕赵之地向畿辅之地转换中接受的最强的文化讯号。强烈的关注政治、忠君、爱国的因素注入到古燕赵精神中，与特立独行、任性豪侠的精神气质相遇合，侠义生发为忠义。那赤面绿衫、长髯飘飘，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不仅被供奉在畿辅地区大大小小的庙宇中，也主宰着道德评判，并横眉立目在文学文本中。需要强调的是，关羽崇拜是民间化了的忠义思想。关羽对于情感、兄弟、君主关系的处理方式在民间神化，基本上可以完全对应为董海川的情感世界的准绳。中心点就在于“忠义”。

董海川早年怀有坚定的民族信念，遵循家训“不与满清同日月，只和朱明共江山”。这个信念促使他拒绝安逸，行走江湖，行侠仗义，任凭美女金钱都不能让他停下脚步。从民族性的角度上来讲，董海川的行为堪称“忠义”。然而，大半生的刀光剑影，加上肃王的博古论今，董海川臣服在满清统治之下。虽不能为朝廷诛杀捻军，也算得上再无二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为什么在转变之后，“忠义”仍然能够自圆其说呢？这就要从董海川何以要反清复明谈起。从家仇的角度讲是因为祖上在八旗的跑马圈地中失去了肥沃的土地，但更重要的是不满于满清的欺压百姓，大肆杀戮。因而，可以说，董海川有着超越民族性的，更高远的人民性的关怀。这才是大英雄、智者的“忠义”。也正因为根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在目睹了汉人的更血腥的杀戮，更阴险的手段之后，董海川才能够反思自己民族性的信念。

文本中还有一处别有意味的书写，为了捉拿罗思举，有人将他的孩子罗小强作为人质虐待，遭到董海川愤怒的反对，“告诉你，罗思举是罪人，但这孩子是无罪的，小强在你这里做人质也可以，但你不能虐待他，更不能伤害他。当罗思举归案，你须无条件放了这个孩子。如果你伤害了这个孩子，我董海川决不答应”。所言掷地有声，董海川也真的不顾同僚误解，杀上门去解救了罗小强。在这里，董海川所以要救罗小强就不仅是顾念师徒情义了，更多的是对弱势生命的顾惜。如出一辙的还有一次，除掉恶魔申屠霸之后，失去孩子的村人还要求杀掉他的妻儿。董海川出于同样的朴素的情怀保护了无辜的弱者。

如果说正是情义与忠义的矛盾突显了董海川的重情尚义，那么，最终战胜一切的朴素的人民的意识、生命的意识才使他的情怀坦荡高远。这样的细节印证了董海川的“忠义”发生转向的内在逻辑。隐含叙事者的叙史是存在宏大叙事的追求的。在风云变幻的历史中，怎样将反清复明的英雄进行定位？怎样将董海川的归顺整合进道德逻辑？这样一个看似困难的课题在一个理念下得到破解。那就是，无论在怎样的历史阶段，何种主流意识形态下，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是对人民、对生命的尊重和捍守。

具有人民性的“忠义”是集结侠骨柔情、尚情重义、浩然坦荡于董海川之一身的枢纽。在彰显地方文化的努力下，在民间立场的促动下，在宏大叙事的追求下，《董海川》的历史叙事呈现别样的风貌。这样的叙史立场折射在董海川这个传奇性的历史人物身上，他的“大义”因而获具了丰富的内涵。集侠义、情义与忠义于一体的董海川在新的时代带给我们如何发掘地方优秀文化传统、合理整合民间资源、正确理解人民性的良多启示。（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王宁）

“义”的文化内涵——谈长篇小说《董海川》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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